校园铁丝网 能托住下坠的孩子吗？

　　这是一场异常沉默的会议。乡里上级提出，为减少学生极端事件，今后要在学校的走廊和窗户安装防护网。过了6年，村小校长杨大苗还记得，当时参会的同行们个个神情严肃。

　　杨大苗发愁，“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他没法说，“人命关天，怎好提出反对意见？”他的村小在中部地区，尽管从未发生过此类安全事故，但没多久，还是在学校加装了铝合金钢窗。

　　那是2018年，也是校园防护网突然增多的一年。在一些师生和防护网安装商的眼里，这是用物理的方式，防止学生在校内坠楼。

　　加装铝合金钢窗6年后，同样的问题再次令杨大苗头疼。由于年初发生多起教育机构和校内重大火灾伤亡事故，今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和国家消防救援局办公室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指出，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集体宿舍和幼儿园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一场“拆窗破网”行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全国有43个地区、193所学校开展了“拆窗破网”，这一行动和最初加装防护网一样，正在许多学校的公众号上宣传。

　　防护网一装一拆，都是想护住“生命”——彼时的“兜底之网”，成了此时的“逃生障碍”。但对于“生命”课题中的真问题，像杨大苗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们疑惑：如何编织起重重柔软、有韧劲的内心之网，托住下坠的孩子？

　　建网

　　正在上课，教室外的走廊上传来响声，王晨看到工人师傅把铁丝一根一根从楼下往楼上拉，随后发出吵闹的焊接声。

　　那是2022年9月，刚开学不久，王晨的学校开始在走廊加装防护网。约一周后，三栋教学楼二楼以上的走廊都装上了。他是湖北省天门市一所普通高中的学生，高一时期，曾目睹一个学生轻生。

　　梁瑞雪对那记沉闷的落地声记得很深。2022年，她是广东省一所重点高中的学生，那天刚下早读课，她清晰地听到一声巨响，以为是关门声。一个上厕所回来的学生一脸惊恐。梁瑞雪了解到，走的是一名即将要参加第一次模考的高三学生。

　　过了一段时间，她看到学校在走廊加装了铁丝防护网。

　　许诺就读的初中则试图防患于未然。第二次模拟中考结束后没多久，一张偌大的高空防坠楼网铺在教学楼的半空，像一张僵硬、没弹性的蹦蹦床。班主任解释加装的原因是，当地一所职业学校发生了学生悲剧。

　　接受采访时，许诺已经初中毕业，是四川省一所重点中学的高一学生，该校被列入省内“超级中学”的前列。这所“超级中学”的走廊在他入学前一年加装了铁丝网。

　　一些学校的“防护”更为严密。一名绵阳市普通高中的学生告诉记者，他的学校不仅在走廊装上了铁丝如笔芯般粗细的隐形防护网，而且在二楼顶部挂上了一层防坠网。窗户也装上了限位器，只能打开约两个手掌的宽度。到了夏天，教室闷得像蒸笼一样，他和同学就偷偷把限位器拧开了，没想到第二周又安上了。

　　最为极端的是完全遮挡光线和空气的金属隔板。一名河北省的小学班主任告诉记者，2022年，学校一名六年级学生被老师批评后试图轻生，事后学校在走廊加装了金属隔板，她路过“时常感觉透不过气”。

　　曾经有这样一张照片在网上流传：天井式的教学楼结构中，三面教学楼的走廊上，铁栅栏和墙体外的横幅像夹心饼干一样层层叠叠，红底黄字的横幅上印着——“成功来源于天天成功，课课成功，题题成功”……

　　看到照片时，卢晓晓一眼认出，那是她曾经苦读了两年的衡水二中知盛楼。据《新京报》，2015年4月初，衡水二中在教学楼和宿舍走廊安装了铁栅栏，“原本半人多高的护栏均被加高并封至顶部”。校方接受采访时，仅称这样做为了学生安全。公开信息显示，加装铁栅栏之前，该校半年内发生了至少两起高三学生坠楼事件。

　　而学校加装防护网释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学生的极端事件急需重视。

　　2023年5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CCDC Weekly）上一项关于中国自杀死亡率的研究显示，2010年到2021年间，5-14岁城市和农村儿童的自杀死亡率均呈现上升趋势。2017年至2021年间，15-24岁青少年组的自杀死亡率同样出现上升。在论文结尾，作者建议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等高危人群开展针对性的预防工作。

　　作为预防策略中的一环，防护网安装商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

　　杨奇从事防护网安装行业有18年之久，他说，学校担心学生“想不开”是各个中小学安装隐形防护网的核心需求。他印象中，大概从2018年开始，学校安装防护网的需求越来越多。

　　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定，现实中，防护网的样子五花八门，有铝合金钢窗、铁栅栏、高空防坠楼网、金属隔板，其中“隐形防护网”最普遍，频频受到防护网安装商和学校宣传。

　　这一点从各个中小学的隐形防护网招标公告得到印证。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左右，中小学对于隐形防护网的加装需求再次升温，四川、贵州、福建、广东、江苏等地的中小学都曾发布过采购安装招标公告。

　　林大鹏承接全国的防护网安装生意，他曾为安徽六安市毛坦厂镇某小学加装过。

　　他介绍道，安装隐形防护网的价格按平方计算，大概100块钱一平方米，例如，毛坦厂某小学的安装面积是6000到7000平方，把教室和宿舍的走廊、阳台都装到顶，最后总费用在60万左右。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全国至少有104所学校在教学楼或寝室的走廊曾经安装了防护网，其中有57所高中、16所初中、10所小学、1所中专和2所本科院校。

　　剩下的18所学校中，有3所九年一贯制学校、5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和9所完全中学，这些学校至少在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四个教育阶段中的一个阶段的校区中安装过铁丝网。

　　“成绩是尊严，课堂是颜面”

　　学生为什么会走上绝路？在防护网安装背后，是师生都纷纷谈论、却未能解开的校园自杀之谜。“被抢手机”、“被骂了”往往是最多被谈及的。

　　“大众对于自杀成因有误解”，心理危机干预专家锁朋说，“自杀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结果，但是大众往往只看到诱发因素，比如老师抢了学生手机、学生和他人有矛盾等等。”

　　锁朋是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心理督导委员会副主任，也是安全岛青少年自杀热线创办人。工作中，她经常面对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

　　她接手的案例中，有一半的青少年是因为社会心理因素自杀，如考学压力、校园霸凌、家庭同伴人际关系等，还有一半的青少年是因为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锁朋说，现在的社会氛围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并不友好，“它暗示年轻人，如果你学习不好，找不到好工作，你就不是一个优秀的人”。

　　那些横幅的内容曾长久地印刻在卢晓晓的脑海里。实际上，在网上搜索到的照片中，绝大多数的校园防护网上，都拉起一道道长长的励志横幅，两者互相映衬。

　　四川省岳池县一所中学里，防护网一侧，教学楼外墙贴着醒目的红色大字标语——“成绩是尊严，课堂是颜面”。它暗示着学校中保护学生的“铁丝网”与另一层看不见的“网”——对学业竞争和纪律秩序的推崇——之间的关联。

　　学业竞争体现在班级排名上。许诺就读于四川省一所“超级中学” ，全校对班级排名心知肚明——清北班、准清北班、头火班、小火班、大火班、平行班，还有体育美术班。他便是最顶部的清北班学生，只不过他排名靠后。

　　作为被学校赋予最多希望的清北班学生，许诺明显感知从初三到高一考试越来越密集，他几乎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周一到周四上常规课程，周五和周六上竞赛课，每周日休息一天。这样仅剩的一天，有时还要用来考试——半月考安排在周末，对正常的教学秩序影响小。

　　在这种学习竞争环境中，体罚也被合理化。就读于衡水二中的周浩记得，他的生物老师会因为学生回答不出问题，直接拿黑板擦往对方嘴里送。

　　经常看到同学被罚，等轮到周浩，他发现自己默认了这样的规矩，“这也算是一种群体压力吧”。

　　河南某县城高中老师吴斌从教24年，他的学校前两年在走廊加装了防护网。他认同学校严格的管理制度，“改掉了坏毛病才能够尽全力学习。”

　　吴斌告诉记者，在他们学校一切与学习无关的行为都算违纪，除了迟到、携带手机这样常规的行为外，还有看小说、玩电子手表、在教学楼吃饭。至于男女关系交往过密，属于重大违纪。

　　如果学生出现了违纪行为，不仅学生本人被全校通报批评，而且要扣班主任的量化管理分和绩效。

　　在卢晓晓的认知里，在衡水，考一个好大学似乎是人生中最重要且唯一的道路，“如果要退学，家里人会说，‘你怎么受不了？’”。

　　高三下学期，卢晓晓有一个从山东德州来的同学退学了，对方当时连着好几天睡不着觉，受不了压力，就转学回老家。衡水二中不缺乏优秀生源，如果成绩普通，退学也不会有老师挽留。

　　走廊加装铁丝网之后，广东学生梁瑞雪的书放不上护栏了，以往她会靠着走廊背书。现在，网很密，缝隙有巴掌般大，她无法探出头，哪怕想要和对面楼的同学打招呼也困难。 “真的会给人一种很封闭的感觉。”

　　梁瑞雪正在读大一，回想起高中的学习生活仍觉得“四面八方都是压力”，每次压力到了临界点，她就和母亲倾诉释放一点点，等下次快溢出来，再释放一点点。

　　但更多受访学生表示，面对无法摆脱的学业压力，家庭很难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甚至会成为施压的一方。

　　许诺成绩退步，父母会摆脸色。他出生在青海，六岁那年，父母考虑到当地教育资源有限，就带他回到了四川。为了供他读书，父亲在外务工，母亲辞掉工作，从小学全职陪读至今。当他被这所本地数一数二的超级中学录取后，家人为此高兴，这意味着半只脚踏入了重点大学。

　　虽然父母的生活围绕着他转，给予了不少物质支持，但也不时为他下滑的成绩争吵。

　　从表面来看，许诺的学业压力源自身边的父母、同学和老师，但他认为这些人不是制造压力的主因，“（压力）会通过你身边的人传导到你这里。”

　　前述对自杀死亡率的研究称，目前，在相当多中国父母和教师的教育观念里，“学业成绩比任何其他事情都重要”，这给青少年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压力管理不当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精神障碍和增加的自杀风险。

　　深圳某重点中学心理中心主任王颖光告诉记者，在心理普查的过程中，她发现学生的同辈压力和学业压力都比较大，抑郁、焦虑和强迫的指标相对偏高。

　　据澎湃新闻不完全统计，加装防护网的104所学校，其中41所学校曾被评为示范性学校、重点学校、一级学校或星级学校。这些学校主要集中在湖北、河南和河北三个省份。

　　在衡水二中的三年，卢晓晓一门心思考学，没想过抬头看看天空，更不用说铁丝网了，她对考上一个好学校的向往已经盖过了负面情绪。

　　卢晓晓说，她对衡水二中的情绪很复杂。上大学后，她意识到这样的教育模式剥夺了个人的学习能力和主体性，她需要从头学习吃和玩。但也有好处，她从中得到了一个好成绩，现在在北京一所211高校读研，她发现自己被锻炼得特别能适应高压。

　　2019年从衡水中学毕业后，郑齐顺利考取了北京的一所高校，现在留在北京工作。

　　高中三年里，他在实验班成绩排名靠后，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心态变得自闭，不太想和人说话。

　　初中选择衡水五中，高中选择衡水中学，郑齐看重的是高升学率。他出身河北农村，小学时期，父亲生病了，没能再去工作，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断了，母亲给雇主做饭打工养家。他高中时的目标很现实，就是考一个好大学。

　　回望在衡水系中学的考学经历，“你说这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运呢？”采访中，他自问自答道，“你还要去考虑到选择这套东西的人，自身可选择的范围在哪里，还有他想要的和他所能够拥有的资源，他自己的处境是什么样的？你不能够站在一个北上广的人的视角，来评判衡中人的选择，这样是不公平的。”

　　校园心理健康：无力的泄压阀

　　对于学生而言，那些极度重视成绩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学校和家庭，就像组成“高压锅”的“锅身”和“锅盖”，高压锅内的气压越来越大，出气口又在哪儿？

　　卢晓晓是衡水二中2019届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她没有听说过学校有心理咨询室和心理老师，只记得“谈心谈话”环节。在晚自习课，某个学生没考好，老师就会叫到走廊上谈话，问他为什么没考好，为什么这个题没做对。卢晓晓印象里，没有老师会关心，“你最近是不是觉得压力太大了？”

　　几乎所有学校加装了铁丝网的受访师生，都提到了一个共性问题：心理健康教育的乏力。

　　政府对于校园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很早就开始了。1999年，教育部曾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把对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培训列入当地和学校师资培训计划。到2021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访谈中，有一位学生表示，学校每天都有去心理咨询室的同学，她同学去过评价很好。

　　然而，心理健康教育形同虚设是更普遍的情况。一名湖北省某中学学生说，学校心理咨询室的门经常关着；一名广东省某中学学生说，心理老师一个学期会开一次讲座，平时只能约线上咨询，很难见到心理老师；一名四川省某中学学生说，心理讲座一学期一次，班主任只会选择班中的一两位学生参加。

　　心理健康在学校的价值序列中并不是居于首位的。当被问到是否有机会向心理老师寻求帮助，郑齐的第一反应有些茫然，“去的话，估计要和班主任请假才行，要不然怎么可能在上课或者其他时间去做心理咨询呢？”他解释，“学习的时间安排很紧，而且有老师看着自己”。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学生反映心理老师对隐私保护的态度，是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寻求心理援助的首要条件。

　　有一次考试，许诺的成绩掉到了年级500名，他决定去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屋子是由办公室改造的，但是用隔板设计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放了两张沙发和一张桌子。在那个令他安心的环境里，许诺向心理老师倾诉，自己因为学习压力心情有些糟糕。

　　没多久，事态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几天后，许诺的班主任特意把他叫到教室外面，安慰他可以保送高中，中考对他而言只是走流程。虽然班主任的言语都在鼓励，但是许诺依旧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心理咨询室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去通知我的班主任？”

　　这件小事摧毁了许诺对心理老师的信任，后来学习压力太大，他选择和朋友倾诉或者“摆烂”一段时间。

　　“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学生的隐私一定是要被尊重的。”王颖光说，在她的中学，一旦学生出现高危的信号，心理老师一定会征求同意，明确告诉学生这个部分属于保密之外，需要跟家长或者班主任沟通。如果不是高危情况，学生找心理老师咨询，不会跟班主任透露。

　　心理老师配备不足，也是学生无法及时得到帮助的原因之一。龙立菲任教的学校一共有三千名学生，但仅有一名专职和一名兼职心理老师。纵观整个县城，她发现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最好的学校也只有两位全职的心理健康老师。谈话中，一名江浙地区小学心理老师黄玲也自侃是“独苗”。

　　心理老师的工作精力却被大量侵占，他们被要求做许多兼职工作。方文静是湖南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心理老师，除了心理工作，她在学校里还兼职了主课和行政岗，“每天忙得像八爪鱼”。

　　应对检查的材料工作更像是方文静的工作重点。黄玲也有相同的困境，她说，课上得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写活动新闻、站岗值周、配合上级检查搞材料，以及做学校安排的其他杂事。

　　黄玲说，校长在会上已经明确说过，出了问题不会保护老师。她很清楚，这些留痕工作是为了保护学校和老师不被追责，或者说，也是保护她自己。

　　在安全防护问题之下，中小学心理老师的职能愈发显得尴尬。刚参加工作一年，方文静自觉热情已经被消磨了很多。无力感时不时袭来，她只能自我安慰，“把材料做得美美的，洗洗睡吧。”

　　“不过我是真的很想做点什么。”方文静补充道。

　　锁朋也注意到，学校老师的压力非常大，“防自杀不应该只是学校的工作。”锁朋认为，心理问题发源于社会， 而这些前端问题是学校心理老师很难解决的，需要家庭、医疗、学校和社会的支持。

　　如何降低青少年自杀率？锁朋认为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环境。

　　锁朋的工作核心便是帮助青少年重新理解生命的价值，“不管我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事情、学习好坏，我有权利活下去，可以享受阳光、空气、爱和温暖，并且拥有各种方式追求幸福。”

　　“亡羊补牢”

　　当心理层面织起的隐形防护网仍然拦不住坠落的学生时，物理层面的有形防护网就应时而生。

　　2023年，心理老师龙立菲的高中也在走廊加装了防护网，她还注意到，她所在的县城很多高中都加装了。

　　校方没有解释加装防护网的原因。她猜测，这是学校的“无奈之举”——学校曾在心理健康层面寻求了很多解决办法，比如心理讲座、心理团辅等，但是极端事件仍在发生，最后不知道如何防范了，才采用了这样一种“比较简单”、“容易控制”的方法。

　　当被问到是否见过学校走廊加装防护网的现象，锁朋回答，“见得太多了”。她认为学校是人员密集的场所，如果频繁发生学生跳楼事故，自然需要做好防护。

　　她印象中，2021年左右，青少年自杀问题变得严峻。锁朋说，在场地的管理上，加装防护网可以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至少，他们跳不下去了，但是这也只能阻止最后一步。”

　　更复杂难解的是针对自杀原因的防护，对此，锁朋认为防护网起不了什么作用，甚至会起到副作用，反过来提醒学生曾经发生过跳楼事件。这有可能反向强化轻生的念头，特别是对那些已经有念头但不强烈的学生。

　　自从加装了高空防坠楼网，许诺感到不安，他的教室在一楼，出门明显看到一层网罩在头顶，网孔并不密，接近人头大小，正好能托住一个生命。

　　许诺看到了会愤懑，认为安装防护网是学校的免责策略。同时，他也“会很惋惜那些学生没有得到帮助，因为我也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所以才会理解他们走不出来的那种困境”。

　　后来进入高中，学校二楼以上的走廊加装了防护网，尽管他的教室在一楼，但每次一出教学楼，他就能看到灰色调的金丝包裹着楼栋，不安的感觉如影随形。

　　“（装铁丝网）本质上是亡羊补牢。”锁朋告诉澎湃新闻，更需要关注的是，“前端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

　　平时，锁朋会去全国各地做心理危机干预。心理危机干预，即帮助受危机事件影响导致身心紊乱的人恢复，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心理危机干预特别是早期阶段，也是让生命走入绝境的人，在这种氛围中感受到暂时的温暖和安全，从而有能力找回自愈的力量。

　　前端的工作包括生命教育、家长教育、发现学生心理危机预警信号、及时评估风险等级、根据风险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等，锁朋走进一些中小学后发现，这些工作其实大部分学校都有预案，但是由于心理危机干预是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只有挂在墙上的流程是起不了作用的，需要日常进行培训和演练，“像应急消防演练一样”。

　　那天，高三学生跳楼后，梁瑞雪学校的各班班主任站在门口，不让学生出去。等到梁瑞雪出门，现场已经收拾完毕。当晚，班主任开班会告诫大家，珍爱生命。这一场风波十分平静地过去了，仿佛从未发生过，但在梁瑞雪心里留下了印记。

　　锁朋经常遇到，学生自杀事件发生后，学校因为害怕其他同学心理受波及，避免引发舆情危机，第一反应是尽量封锁消息。她解释，这和人的本能有关，危机来临就本能地否认、退缩和防御，像鸵鸟一样，“他们（学校）可能觉得这样做，别人不会发现，讲出来反而刺激大家。”

　　她认为，核心原因是大家对自杀这件事了解得太少了，导致一些预防工作变得滞后、收效甚微，甚至还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生命教育时常被误读。锁朋说，像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一些学校会告诫学生，你们不可以这样。“这叫生命告诫，是恐怖教育。”

　　今年春天，锁朋接到了一起自杀已遂危机管理的个案邀请，这所中学第一次主动把危机干预工作者邀请进校园。一周内，锁朋赶到学校，她了解到，那是一位高度疑似精神分裂症的高三学生，在妄想幻听的支配下自杀了。

　　之后，锁朋给出事学生的班级开了一次生命教育的班会，又对出事学生的室友进行了小组危机辅导，还对处理事件的老师和校领导单独辅导，总结了此次事前危机干预工作的不足。

　　接触各方后，锁朋发现一个问题，和以往她所接触到的其他自杀已遂事件一样，这起事件的出事学生曾经表达过“自己做什么都没有用了”的话语，身边的人只是劝他不要这样想，但是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所有的自杀信号都是在求助。”锁朋说。这些自杀信号在专业的工作指南上是明确指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就像心肺复苏一样。她有一个建议，当识别出自杀信号，可以在对方比较信任的情况下，耐心倾听对方的烦恼，并且告诉对方当自杀想法强烈难以控制的时候，一定要求助。

　　这也是锁朋面对青少年做危机干预工作的重点，让教师和家长学会预防自杀的专业方法，对青少年“做生命教育和求助教育”。自杀成因难解，这是个体所能做到的努力。

　　锁朋发现，一些青少年对生命有很多困惑。她不避讳和青少年谈论死亡，把每一次危机干预的机会当作一次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主题”，锁朋说，它是用各种各样寓教于乐的、好玩的方式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温暖，比如给死去的小宠物写一个墓志铭，给天堂里的某个亲人写一封信，或者亲手培育种子。“总之就是观察这个世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可爱，热爱世界。”

　　拆网

　　今年4月，杨大苗接到上级通知，为了消防安全，加装了6年的铝合金钢窗必须拆除。

　　事情的起因是2024年1月24日江西新余一店铺，因施工人员违规动火施工造成起火，导致39人遇难，9人受伤，受困者为参加专升本培训的学生和住宿旅客。另外，国家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起事故中存在防盗网、广告牌等障碍物影响人员安全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问题。

　　而在一周前，1月19日，河南方城县一所农村寄宿学校的宿舍发生火灾，事故造成13人遇难，4人受伤。目前官方还未通报事故原因，但据媒体报道，事发后，一名学生称，宿舍是有窗户的，但学校考虑到学生从窗户往外出入不安全，外面装了防护网。宿舍有前后两扇门，但一扇门被床挡住，只有一扇门通往走廊。

　　此外，今年春季开学至今，国家消防救援局统计3月1日到5月27日之间，全国学校共发生火灾 516起 ，总数同比上升了2%。

　　如今，这几起重大学校火灾事故引起了当地教育部门和消防部门的重视，消防检查风波辐射到了其他地区，之前为了保护学生安全而加装的防护网，又一次成为问题的焦点。

　　收到“拆窗破网”通知后，杨大苗头疼，因为他是想留下防护网的那个人。

　　6年前，上级要求杨大苗的学校在走廊和窗户加装铁丝网，他协商了很久，后来用“小学生个子比较小，走廊的墙比较高”为理由，说服上级同意不在走廊安装铁丝网，只在窗户上安装铝合金钢窗。

　　这次要求拆除铝合金钢窗，杨大苗的担忧又来了，“现在把这些铁丝网都拆了，以后会不会出现孩子们打闹意外掉下去的情况？”

　　杨大苗多次和上级沟通，最后，商定锯掉一块用以逃生，保住了窗户上的铝合金钢窗。

　　杨大苗的担忧暂时结束了。至于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他的村小四面环山，在校园里能听到鸡鸣和流水声，大山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孩子们，他们没有学业压力，可以在课间无忧无虑地奔跑，每个月还有一节远程心理健康课，屏幕的另一头，上海的老师会为他们上课。

　　目前还有大量学校的防护网没有拆除，许诺的学校便是其中一所。不过，铁丝网也曾意外带来过发泄的乐趣。许诺的班级曾经短暂地换到加装高空防坠楼网的三楼，课间，偶尔有几只小鸟在防坠网上嬉戏，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趴在护栏上看。

　　突然，许诺和同学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