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回归游戏让孩子喜欢上运动

教育 (19) 2024-10-16 15: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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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过去的暑假,广西桂平市西山镇中心小学的党委书记刘明松忙了整整两个月。刘明松希望让孩子“一睁眼就想来学校玩”。他在学校长廊里安装爬梯、吊环;在学校正中央的老榕树上做秋千、攀爬扶手,可以供100个孩子同时在附近玩耍。

  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的校长杨昌盛,则在学校教学楼修了一个大滑梯,从二楼一直滑到地面上。滑梯修好后,刚开学不久,杨昌盛就注意到有一个平时不爱动的孩子连着滑了15次,来回爬楼的距离相当于围着操场跑四五圈。

  校园体育的“翻新”,并不只在器械,更重要的是理念。传统的跑圈、蛙跳热身运动,被设计了更有趣的流程,孩子们在锻炼中享受游戏的快乐;“体育老师”也不仅仅是教体育的专项老师,或许还可以是数学老师、语文老师。

  这些改变有赖于教育工作者们的努力,也得益于基金会、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的支持,他们看到了青少年体育教育的迫切需求。为此,修建场地,培养师资,把先进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学校……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体育回归游戏,为孩子们的童年带来健康和快乐。

  差的并不是孩子们

  刘嘉琪还记得第一家学校成功获捐篮球场时自己的样子,当时是2022年年初,正在做饭的他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拿着勺子满院子跑。

  刘嘉琪是甘肃省庆阳市阳光志愿者协会的负责人,做公益已经有十多年了。在对接上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之前,他们主要关注贫困儿童,做过阳光助学等活动。

  一次机缘巧合,刘嘉琪认识了壹基金的工作人员,得知他们在做青少年体育帮扶工作,多个公益项目已累计为乡村中小学、幼儿园修建超过3000个运动场。

  这让刘嘉琪想起了自己去过的学校:“庆阳市的小学里,只有个别的有标准足球场或者篮球场,大多数操场是砖地,少部分是混凝土地,极少数还是土地,一下雨,孩子几天都没有办法上体育课。”

  为了明确哪些是最需要帮扶的学校,2020年到现在,刘嘉琪在庆阳市跑了100多个学校,选出了5个最缺乏体育设施的学校。刘嘉琪来做走访调研,壹基金对接捐赠方,把操场落地。目前已有4个场地交付,包括1个足球场和3个篮球场。

  除此之外,壹基金还支持了庆阳市阳光志愿者协会做县域足球项目。“以前的比赛,我们发现村里的孩子去和县里的孩子踢球,都踢不过,基本像幼儿园的孩子和小学生踢一样,差距大。”这是因为师资不足。刘嘉琪记得,自己曾拜访过两个学校,一个学校里有100多个孩子,配备了33个老师;另一个比较偏远的学校,六七百名孩子只有40个老师。

  为了让足球项目做得更专业,弥补教育资源不均,刘嘉琪对接了陇东学院的足球教练,给各个参赛学校的孩子们统一做3次培训。每次间隔一段时间,教孩子一些基本的足球技能。今年4月的比赛结果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村小的队伍进前六名的有好几支,男子足球的亚军和季军都是村小的孩子们。

  “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优秀的,过去我们习惯用分数去评价孩子,在参加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和接受培训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无限可能,关键在于我们当老师的用什么方法去引导和教育他们。”甘肃省中部地区一名从事体育教学多年的乡村教师郑北斗说。

  郑北斗第一次接触壹乐园运动汇项目是在2018年。项目给学校捐建了运动场地,配备了相应的体育器材,但在郑北斗看来,项目中最有价值的是培训和外出交流互访的机会。他以助教身份参与过两次项目的基础培训后,出版了专著《中小学体育游戏应用研究》。

  后来,郑北斗成为甘肃省农村骨干教师、甘肃省学科带头人,获得甘肃省体育科学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这些成绩的背后,都有公益组织带来的改变和影响。

  截至2024年6月,壹乐园运动汇项目已在甘肃省18个县(市、区)的120所农村学校建设完成多功能运动场,同时组织开展乡村体育教师专项培训,直接受益儿童6.4万余名。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汪晓赞多年从事青少年体育的研究,她发现,现在的青少年在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这三大体能上存在很明显的短板,而且协调性和平衡性较差。体育锻炼的器材缺少和教师不足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体育教学的理念问题。

  “现在软硬件都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一直号召不能‘等、靠、要’。20年前的农村老教师们,为了发展学生的心肺耐力,带着孩子们放风筝,孩子们也不会觉得特别累。除此之外,很早就有南瓜扁担进课堂的案例。”汪晓赞说。

  让体育回归“游戏”

  有了器械之后,孩子还得爱玩才行,而这一点困住了很多教育者。

  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的校长杨昌盛已经在学校任职了12年。校园里很早就有了操场,但他看到很多孩子并不爱动。

  杨昌盛记得,有一个三年级的男孩有点胖,父母愿意陪他到学校里跑步,但他跑完第三圈,就跑不下来了,“他纯粹把跑步当作一个硬性的任务。”

  去年,新州镇第二小学被蔡崇信公益基金会选中加入“以体树人教育联盟”项目,杨昌盛跟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去过很多学校调研,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有的学校把独轮车作为特色,锻炼平衡、开发智力;有的学校把操场重新规划,安装不同高度的篮球架,让低年级的孩子也可以投进。

  杨昌盛吸取了那些经验,他在学校教学楼修了一个大滑梯,从二楼一直滑到地面上。滑梯修好后,杨昌盛有一天看到那个操场只能跑三圈的孩子,连着滑了15次。

  “他爬楼梯的那些路,感觉也相当于在操场上跑四五圈了。”杨昌盛注意到,滑梯修好后,有的老师童心未泯,也会趁着孩子放学后去滑两趟,“人都是爱玩的,我觉得让体育回归游戏是最好的方法。”

  如何让体育回归游戏,吸引更多孩子参与,这也是王云一直在思考、实践的问题。

  王云是德兴市花桥中心小学的副校长,同时也是一位女体育老师。2020年,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和德兴市教育局合作,把运动梦想公益计划推广到德兴的教师系统里。王云作为第一批受益者进行了“一星教师”的培训。

  在培训中,王云学到了更专业的体适能课程,这些课程搭配着丰富的器械,如适合体型小的孩子玩的小篮球架、敏捷圈、标志桶、弹力带,老师在设置游戏的时候可以更多样。

  王云记得,自己上学的时候,经常在操场上做蛙跳热身,但基金会的志愿者们教会她利用敏捷圈做主题设置。于是她把大小形状不同的敏捷圈设计成了间隔不同的小荷叶,低年龄段的孩子们模仿小青蛙在情境中练习,更有趣味性、主动性。

  普通的热身只有跑圈,枯燥和重复导致很多孩子应付差事地完成。但这也有另外的方式:把跑圈改成跑动类游戏,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大家慢慢跑动,老师站到中间,用数字标记动作,1代表手触地,2代表单脚立……当老师喊出指令的时候,孩子们要快速作出反应。

  这样的课程设计,在奔跑的过程中也锻炼了孩子们的注意力。“我们在每个环节都用游戏去穿插和引导,把游戏还给孩子们。”王云说。

  运动带来了欢乐

  让体育回归游戏,不仅仅是锻炼孩子们的身体。

  2022年当地的新冠疫情解封后,贵州省黄平县新州镇第二小学的校长杨昌盛发现很多学生因为居家时间过长,心理状况不佳。因为学校里没有心理咨询老师,他尝试着做一些体育游戏让孩子们开心起来,缓解孩子们的焦虑。

  老鹰捉小鸡、跳房子、萝卜蹲……这些杨昌盛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在课间恢复了起来。在一起游戏中,孩子们的笑脸逐渐回来了。

  在新州镇第二小学,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地方:一些体育老师兼任着主课老师。这本是乡村学校的问题——教师不足,音体美老师不能只教音体美,学校缺什么老师,他们就得顶上。

  2012年杨昌盛被调到新州镇第二小学做校长的时候,学校里有36个班,却只有80多个老师,不少体育老师都得教主课。

  杨昌盛慢慢招主课老师,逐渐把体育老师过渡出来。不过他发现有些体育老师因为受孩子欢迎,他教的主课成绩也好。“大家都说小学老师应该是万能的,我们安排了一位篮球专业的男老师兼职教数学,班上数学成绩一直不错。”杨昌盛说,所以即使后来主课老师数量够,体育老师兼职的传统也被保留了下来。

  跟着基金会外出调研的经历,对杨昌盛影响很大。他在新州镇第二小学举办起爸爸足球赛、巾帼篮球赛,让家长走上场,给孩子们做示范;教师节的时候,他还把鸭子撒在操场上,谁跑得快先抓住就归谁。

  体育带给了孩子惊喜,同样这份惊喜也会加倍返还给老师。

  王云记得,学校里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因为父母工作繁忙,将她托给亲戚带。孩子在四年级转学过来,情绪很抵触,一直闹着想要回家。一位兼职体育老师带她融入体育课,加入兴趣社团,重新找到了自信和归属感。

  等到六年级她妈妈准备把她转学回去的时候,她直接拒绝了,要求在这里把小学读完,那时的她已经是小学足球队的队长了。

  在基金会的两次培训后,王云也增加了很多自信。“之前我总觉得我是女体育老师,体能、技术都没有男老师强,我心里会有胆怯,而且我已经40岁了,年龄也不小了。但经过培训我感觉能接受这种状态,而且我更喜欢这项创新的工作了。”

  王云在学校试验器材的过程中,一些没有在基金会训练的兼职体育老师也来找她讨经验。甚至一些语数英老师,在带孩子参加大课间活动的时候,也开始用新的器材和理念做游戏。

  “10年前,是体育老师被迫兼职做主课老师,现在主课老师也慢慢向体育靠近,更像是全能教师一样。”王云说。

  教育应回到健康的“原点”

  相较于小学、初中升学考试,高中体育并不在中计分,这让主课学业的压力与体育锻炼在很多高中,似乎是矛盾的,但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教育局局长钦国强眼中,并非如此。

  在钦国强看来,考上同一所学校的学生,智商往往相差不大,“最后决定他们高考分数的,反而是孩子们的体能、心理健康、人际关系、情绪调节能力这些非智力因素。”所以,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即使是高考前,体育课和课外活动也是要充分保证的。

  钦国强1999年进入长兴中学工作,后来在学校担任了9年校长。在他任职期间,这所学校的高考成绩始终居于浙江省同类学校的前列。

  2021年,钦国强成为长兴县教育局局长后,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作为一个高中校长,希望初中输送上来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他得到了3个答案:孩子是身心健康的、人格健全的、习惯良好的。

  但他发现,初中学生的体质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心理健康问题呈现多发且向低年级蔓延的趋势。“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我能不能在成为局长之后,在县域范围内,让我们的教育回到原点——身心健康。”

  于是,钦国强把体育提到了一个长兴县教育局从未有过的高度:各所学校发展性评价的考核中,体育的分值大大提高,每一年的大会上,公布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数据。一些排名靠后的学校,教育局里的体育教研员会去学校诊断指导。

  钦国强记得,县里有一所学校为了增强学生体质,设立了“卡路里燃烧营”,征集体测后20%的体育困难户,每天指定一名体育老师带队训练,副校长亲自监督,通过每周一赛激发孩子们的锻炼兴趣,找回自信。

  “三个月后,我去他们学校转了一圈,效果可喜,有的‘小胖墩’原本一分钟仰卧起坐只能做10个,现在能做50个。有的孩子一分钟跳绳从60下增长到了180下。”钦国强说。

  在他对体育教育大刀阔斧改革的时候,遇到了蔡崇信公益基金会。基金会得知长兴县各个学校都在开展体育教育改革后,提出做一个县域体教融合项目的合作,试着做出一个小试点。这与钦国强的想法一拍即合。

  第一批20所试点学校在去年开始实施,基金会提供了教师培训和场地规划培训,980位老师通过了培训。这近千名教师里,不乏主课老师。

  同时开展的还有校际足球联赛,每周五下午进行,称为“快乐星期五”。项目组规定,每一场比赛必须要有不少于200个学生观众,尽可能让更多学生成为比赛的一部分。

  “我听一个校长说,有的孩子畏惧比赛,或者身体暂时没办法承受上场比赛,那就鼓舞他们成为志愿者,或者参与拉拉队,哪怕去帮其他同学搬水,也要让更多孩子加入,他们就会发现,上场不是那么令人害怕的事。”钦国强说。

  试点施行了不到半年,校际之间的比赛已经超过了8000场,这让钦国强感到“惊讶和欣喜”。

  “家校社”的共同努力

  与长兴县的情况有所不同,更多中西部地区的村镇学校,不仅要转变教育理念,还要从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各方面统筹考量。

  作为蔡崇信公益基金会以体树人校长计划的入选校长,刘明松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的一套运营模式。

  刘明松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西山镇中心小学的党委书记。他所在的小学作为乡镇中心校,除了自己校内的4000名学生,学校还下辖28所村小、76所幼儿园,加一起有2.5万名学生。

  虽然体育设施相对东部地区较差,但刘明松把很多外部资源引入学校:机构给中心小学捐了一个游泳馆,包括50米赛道、25米半赛道和儿童训练池,小学里71个教学班的孩子,每周可以免费上一个小时的游泳课;留学回国的校友捐了一个足球场,孩子们可以每周免费上一节足球课。游泳教练和足球教练都是社会机构的专业教练。

  “南方河流密布,防溺水教育特别重要,我觉得防溺水的根本,就是开设游泳课程,让孩子们具备防御的技能。”如何说动机构进行资金和人员的支持,刘明松觉得自己充分运用了“市场”的作用:正常上课期间,机构需要面向学生提供专业且义务的游泳、足球课程,等到课后、节假日、双休日,这两个场地面向社会运营,让机构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他的计划和运营模式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政府将一村一池方案逐渐推广到了其他乡镇,争取未来各个村小都有一个游泳池。”

  “大家无论是举办赛事还是培训体育教师、校长,都试图以星星之火燎原。”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汪晓赞说,能看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青少年体育方面给予很多支持,但也要呼吁全社会一起做这件事,尤其是家庭教育更是重中之重。

  “首先,家长要改变观念,尽可能多给孩子们运动的时间。国家有明文规定,要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即使体育课每天都能保证,课后的那1小时也需要家长去配合,有多少家长能坚持呢?”汪晓赞觉得,家长们可以从简单的改变做起,比如每写四五十分钟作业,家长们应该让孩子站起来运动一下,最好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动。“只有家长重视,才能帮助孩子们真正养成运动的习惯。”

  作为家长的韩丽萍认为,“80后”“90后”的家长们,已逐渐意识到了家庭在孩子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韩丽萍在南京的一家公益组织工作,她曾尝试在小区里做定向挑战赛,还和其他家庭相约去爬山。在尝试了几种体育运动后,她发现最适合家长带孩子一起运动的是徒步。

  去年春天,韩丽萍在蔡崇信公益基金会“一起上场”家长参与体育计划的资助下,开启了一个新的项目,她给项目起名为“小二楼家庭运动计划”,主要任务是家长带孩子爬山。

  韩丽萍身材微胖,平时没有运动习惯,第一次带孩子爬山,她恢复了一周时间。但等到第四五次的时候,她体会到了那种上瘾的感觉。“其实我的感觉比较滞后,跟我们一起爬山的孩子们,基本爬过一次,就会问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活动一共办了十几次,有五十多个家庭参加。韩丽萍记得,项目结束以后,参加活动的孩子们,有的加入了南京的专业徒步团队,保持着周期性的训练,还有的报名了迷你马拉松。“这种习惯的培养,家长以身作则会更明显。”韩丽萍说。

  新京报记者 郭懿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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