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人性问题从小跟随我
北京时间10月10日19时（瑞典当地时间13时），瑞典学院宣布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韩国作家韩江。
韩江1970年生于韩国光州，毕业于延世大学韩语文学系。她从《素食者》开始成名于国际文坛，曾获得2016年英国国际布克奖。同年她的《白》于首尔国际书展发布，内容依然延续韩江一贯在探索的主题：一个单纯无害的世界是否可能。
在韩江受邀第二次参加爱丁堡国际图书节时，我曾约她单独交谈了一小时。她告知，《素食者》于2007年在韩国出版后，大众觉得作品“有点怪诞”：书分为三部分，由主角永惠的丈夫、永惠的姐夫和永惠姐姐三人的视角组成，以第一人称做叙述。不少读者不理解，为什么书中叙述的主体不断在变化，到底是从哪个角色的角度去叙事，因此作品的商业成绩并不太好，但随着国内外书评界的口碑升温，《素食者》逐渐成为一种符号式的畅销书。韩江后来出版的小说《少年来了》，则持续一年多停留在韩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上。
在2016年的国际布克奖颁布后，当年的评委会主席、同时也是英国《独立报》资深编辑博伊德·唐金如此评价《素食者》：“这本凝练、精美而令人不安的书将长久萦绕于人心，甚至潜入读者的梦中。”他同时提及英文译者，“狄波拉·史密斯精准的翻译恰好对应了小说每一处峰回路转的美丽与恐怖”。
曾翻译过韩江多本小说的狄波拉·史密斯对我表示：韩江每年写一本书，这么高的产量在韩国小说家当中颇不寻常：“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不同，但写作动力都来自同一个方向：在一个暴力横行的世界，去探索创造一个纯真世界的可能性。”史密斯认为韩江笔法自控，但不是纪实报道式的冷漠：“她对过度煽情和冷眼旁观之间的平衡把握得刚刚好。”
史密斯向不熟悉韩江的读者建议：先接触《素食者》再读《少年来了》更好一些，因为《素食者》的故事虽然设在韩国，实际上却在世界各地都有可能发生，这部小说更多是对于人类暴力、人类内心、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关系的探索，因此对外国的读者来说，更容易入戏。
谈到《素食者》的写作，韩江回忆自己曾写过的短篇故事，英译版名字叫《我女人结的果实》（The Fruit of my Woman）（注：又译为《植物妻子》）。在那个故事里，女主人公慢慢变成了一棵植物。其丈夫将她种到了花盆里，天天给她浇水。当她枯萎以后，丈夫很想知道来年春天她还会不会重新发芽、开花。
写完这个故事以后，韩江感觉里面有些什么还没彻底结束。几年后，她开始写作《素食者》。对比起之前那部短篇，韩江自述此番写作的趋向更黑暗也更激烈：她希望通过故事去完成一些“生为人类”等基本问题的自我探索。“一个人怎么可能对他/她的同类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呢？这个问题，纵横人性各种层面，从基本需求到精神追求，我在所有写过的小说里都曾经尝试去给出答案。在每个故事里，我都想通过研究人类的暴力行为，去探索抗拒人性中残暴一面的可能或不可能性。” 《素食者》的女主人公，不再想归属于“人类”这个族群。讽刺的是，她的这个决定也同时意味着：她以为能够拯救自己的举动，实际上只是将她与死亡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在大众的眼中，想要退出“人类”的决心，是一种极端与过于怪诞的行为。
《素食者》中，三部分的叙述都是由女主角永惠旁边的“他人”去完成的，除了穿插一些永惠对于自己梦境的独白，她并没有单独发声的机会。韩江说，自己确实是刻意不让永惠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希望他人去观察她，这样一来，她就成了投射憎恨、误解、怜悯、欲望、同情等情感的目标。“读者需要自行去勾画出女主人公的真面目，读者需要去探究为什么她那么坚定地想要变成一棵植物；为什么她要拒绝进食；为什么她不愿意再与人类为伍；作为人类而存在，对她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曾问韩江，写作过程中，她对永惠抱着怎样的感情？她回答，在她心目中，永惠并不纯净：“对我来说，人性的问题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跟随我，因此我与永惠有着根本的共同怀疑。”韩江说，在女主人公身上，人类从高尚到残酷的特质都有所体现：“她因为人类的复杂性而受苦。在既有光明也有黑暗的人性里面，她希望能够拒绝黑暗的诱惑，而吃肉在她看来就是一种黑暗、暴力的象征。而戒肉类的决心越强，她对于人性就越怀疑。因此她在内心不断挣扎。”
在《素食者》之后，韩江写了《少年来了》，主题关于光州事件。她对我说，那次事件可以说是她对于“人生在世有何意义”这个提问的源头：“我至今都忘不了，小时候看到过的一张照片：光州事件后，医院门口排着长龙，人们在等着为伤者献血。这本记载当时这段历史的影集，向我呈现的是解不开的两个谜：一个关于人类暴力行为，一个关于人性的尊严。”韩江说，这已成为自己的记忆烙印，而《少年来了》就是她对这两个谜的探索记录。
韩江在光州出生，9岁随父母搬走。就在一家人搬走的4个月后发生了光州事件。韩江与家人多年来一直受到“幸存者罪疚感”的折磨。她想在《少年来了》中触碰人类的暴力问题，但并不希望小说结束于暴力和人类的绝望，而想让它继续往前发展，并逐步转向人类的尊严。“在大屠杀中，很多人并不是牺牲品，而是勇敢去做斗争的行动者”，韩江表示，《素食者》与《少年来了》是两本看起来完全不一样的书，前者是围绕单个人物而发展出来的故事，读起来很私人，后者则很社会化和历史化。但对她而言，这两本书是“一对儿”，彼此内在相连。
在永惠的世界里，拒绝吃肉、退出人类的行列是惟一可能保留自我和尊严的方式。“拒绝”这一行为应该是关键所在。在韩江早期写过的小说《希腊语课》中，女主人公发现语言中存在暴力，于是决定不再说话。韩江自认，她在写作中常常会对“拒绝”这种行为发生兴趣。
不过她又提到，在《素食者》的最后，永惠的姐姐英惠看着外面的救护车出神，等着一个答案的出现：“这部小说本身就是在等待一个答案，不光是拒绝，英惠同时也向永惠伸出拥抱，她在等待答案，自己也在反抗。通过《少年来了》我所想要呈现的是人类尊严，‘拒绝’并不是其中惟一的方式，我们也有张开双臂去‘拥抱’的时候。”
而在写作《少年来了》前，韩江阅读了大量关于光州事件的资料，她记得其中读到一个性情温和、待人和蔼的普通学校老师，明知道会遭遇杀身之祸，也还是选择留在了市政办公室里，最后果真不幸遇难。在他留下来的日记里开头是这么一句话：“噢，上帝啊，为何这种叫做良心的东西如此刺痛我？” 韩江在满目血腥残暴的资料之中忽然读到这个细节，她意识到当时留在市政办公室里的人们并不是被动的牺牲品，而是一种主动选择，他们想要为这个进程做点什么，以得到一些自我尊严：“就是在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比起以前只去关注黑暗与绝望，自己现在会更多去着眼于人类的尊严。这是一种转折和转变。”
至于《素食者》当中的女性主义层面，韩江并不否认，但她重点关注的还是“抵抗人类暴力”这个主题，此外还有“怎样才能理解他人”“清醒与疯狂”这些层面。“女性的声音是无声但尖锐的，她们确实在反抗传统”，韩江说，1990年代韩国曾经有过一阵女性主义的风潮，到了今天，“女性主义”在很多人看来已经是一个过时的称谓。今天有很多韩国的女性能在职场大获成功，但要到达性别真正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今世界，在韩国、亚洲甚至全世界，女性的声音经常还是被隐藏的，“但如果将这部小说定义为反父权社会的作品，又会太狭窄了，这样做的话会削减这部小说。”
韩江自言自己“从出生开始就在书堆中长大”，她从十多岁开始读韩语作家林哲佑的短篇小说，在她眼中，林哲佑的文字炉火纯青，他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世界。他在《百年旅馆》里面也有探讨光州事件的影响。韩江也喜欢读文学月刊、季刊，青春期时经常用整个下午来读短篇小说和诗歌，这两种体裁对她的影响特别大。到14岁时，她忽然就想去尝试自己写小说，但直到23岁才开始发表作品。韩江最初发表的是诗歌，到24岁时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第一部长篇小说则是在27岁时发表。
韩江一直认为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慢慢发生变化。在她20多岁时，每篇日记中都写上两句话：“现在能拯救过去吗？”“活着的人能拯救死去的人吗？”在写完《少年来了》后，她对这些问题有了更谨慎的思考。然后她写了《白》，这部小说写的是人类内在某种不可摧毁的力。在这个阶段，韩江看到自己逐渐往新的方向迈步。在此之后，她决定创作一部小说三部曲，讲述普通人的人生选择。
责任编辑：刘德宾
